先王之所以教，皆因人心之有而顺导之，非有所强之于外也，故其为教也易而成材也众。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，先王因之以成其孝；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；先王因之以成其悌。此弟子之职，所以为小学之教，盖立身行己之本，幼而学之者也。夫人莫不有恻隐之心，充之可以为仁；莫不有羞恶之心，充之可以为义；莫不有辞逊之心，充之可以为礼；莫不有是非之心，充之可以为智。此大人之事，所以为大学之教，盖齐家治国之本，壮而行之者也。后世设为学校庠序以养之，诗书礼乐以教之，其于古之道也可谓近矣；然试之以科举，考之以经义、诗赋、论策，则皆先王之所未有者。然其所以为此者，亦惟曰使之推其心之所有载之于言，以见其所蕴之浅深疏密云耳。夫苟能推其心之所有，则其于先王之教岂不尚庶几哉！国朝自艺祖皇帝以揖逊得天下，两幸太学，列圣因之，开设学校，尊崇师儒，内自京师，外薄四海，州县莫不有学。至于讲明先王之遗言，绍续洙泗不传之绪，风化之美，无愧三代，视秦汉而下盖过之矣。然自仁宗之世，取湖州安定先生之法以为太学法，然后太学之所以为教者定；自伊川先生侍太中公为汉州，起止止先生中允宇文公为教官，然后人知列郡之学不可以无师；自司马文正公之孙为玉山令，邀晦庵先生于道，请为诸生讲说，然后人知县之学亦以得师为美。盖学校之不修，则士无所于学；而师之不立，则学者亦将何以质疑请问？必二者交举，然后可以明教化，美风俗，淑人才，可不念哉！成都宇文峒为中江酒官，始至适科调繁兴，知府事眉山李侯以为材，使兼县事。朔望造学宫，岁久不葺，日就颓圮，则叹曰：「俎豆之事，文教所系，岂以军旅数起、大夫久役而遂废耶」？于是以其馀力铢积寸累而一新之。内而夫子之宫、堂宇、斋庐、庖厨、门观，以至外之墙围无不毕备，腐者易之，垩者饰之，严严翼翼，多士慰喜。又创为一祠以祀濂溪而下诸老先生，以示学者趋向，抑亦可谓知所本矣。书来请正文以为记。正闻邑之士盖尝有游东南，讲闻师友之微言而归者来者，或能致之，使发其大端以私淑诸人，异时必有卓然而兴起者，此又所以修建者之本意，学者不可不知也，尚其勉之。峒即止止先生四世之从孙也。嘉定十四年二月五日记。

予昔观书，太史氏有《裕陵实录》，始成书于元祐，绍圣中命曾布诸人重修。厥后进书，旧本以墨，增入以朱，删去以黄。所书曲水令宇文某上书不报，与致其事而归，且记司马公之言曰：「志不行顾禄位如锱铢，道不同视富贵如土芥，今于某见之」。凡二千二百馀言，悉覆以黄，无复有存。曾布诸人亦谓是书必不复传，斯人亦遂泯泯矣，而宣和间前史复出，中兴以后正论益著。盖世之为欺者不畏天命，不恤人言，独于简策犹知惮之，然而终有不可得而掩者。予尝读《春秋传》载周定王事，为之喟然。且王私贿巩伯而使相告之曰：「非礼也，勿籍」。盖自知其非而不欲登之载籍，宜天下后世不及知之矣，而传记所书至于今未泯，且并与王之私语皆识之。夫诸侯之事，德刑礼义无国不记，况王室乎？人心之动，隐微潜伏未有不形，况史册乎？中允之位不过百里，中允之年不逮六十，其居则远于中州也，其仕则邻于羌夷也，而慨然以斯世为己任，言一不酬，以强仕易嘉遁，归而父师闾里十有五年，名震京师，事光史策，钜人元夫莫不嘉称而乐道之。然则彼绍圣史官亦起秽以自臭，于中允无毫发加损也。中允之五世孙夬午尝编辑遗文，属予叙所以作，既队言而卒。后二十年，夬午之从弟公谐又增益之，凡得诗八百二十馀首，合杂著简启凡为二十有二卷，以申前请。呜呼，程大夫父子、范忠文、司马文正、杨宣献、张宣公既言之矣，予敢复措词？姑以得诸旧闻授公谐，是亦遏人欲、扶天理之一助云。

前知绵竹县宇文西叔峒今列属版曹，自财赋所抵予书曰：「走也不敏，为吏于紫岩之下。每惟是邦世载人物，予不暇悉数也，而其尤著者如吾宗止止先生，为乡硕儒，范忠文公、程大夫父子亟称之。魏忠献张公以精忠大义为中兴名相，其子宣公则我之所自出也，又以问学为世儒宗。流风蔚如，实启来哲，而无以致高山仰止之思也，乃因人士有请，度地飞凫门外，潴为湖。周广六十有五丈，伐石为四矼，矼崇四尺，架梁其上而屋之，衡从合十丈，以通南北车徒之往来。始绍定四年春二月戊午，讫夏四月壬午。竹木土石之工凡三千九百六十有五，合为钱五百一十九万有奇，皆节缩浮蠹以营之。人见舆梁之丽贯接紫岩，如虹卧波，而不知役之我加与材之所自出也。愿为纪其经始之勤而明其尊德之志」。予尝谓《孔子閒居》之篇不知孰为之，而其言天地之神为风雨霜露，为风霆流形，凡示人于覆载间者无非至教，此义之至精者也。继之曰「清明在躬，气志如神」，又举《诗》以明之，曰「维岳降神，生甫及申」，终之曰「此文武之德也」。盖自天地山川之神气钟而为人，是心清明，与宇宙之内流行发见者实同一原。又推本而求之，有如甫、申之生，乃繇十世而上，文、武二王积德所感。呜呼，人之此心与天地山川相为流通固也，而人物之生又系乎时数清明之感、山川英灵之会、祖宗德泽之积，然则是岂数数然哉！若紫岩之诸贤者，真有以关盛衰之运、当消长之数矣。因西叔之请，并发其义。呜呼，吾犹有望也夫！